“古为今用” 是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的智慧法门，它让千年积淀的文化瑰宝成为滋养当代的养分；而 “有所取舍” 则是这一法门的核心准则 —— 传统文化并非全盘皆可照搬的 “万能药方”，唯有结合时代语境筛选、扬弃，才能让古老智慧真正焕发现代价值。

从本质而言，“古为今用” 的前提是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。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思想财富：儒家的 “仁礼” 之道，教会人修身立德、和谐处世；道家的 “道法自然”，启示人尊重规律、保持通透；法家的 “法治” 理念，奠定了秩序社会的治理根基；墨家的 “兼爱非攻”，传递着平等博爱、和平共处的愿景。这些思想内核，穿越千年依然契合当代社会对个人修养、社会治理、文明互鉴的需求，是 “古为今用” 中值得坚守的 “精华”。

就像 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” 的勤勉与警醒，在当代职场中可转化为敬业负责、自省自律的职业素养；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” 的家风智慧，仍能指导现代家庭筑牢品德根基、传承向善家风；《道德经》中 “上善若水” 的包容与顺势而为，也可成为人际交往和团队协作中的处事哲学。这些跨越时空的精神内核，是传统文化给予当代人的宝贵馈赠，值得我们深耕细作、转化应用。

但 “古为今用” 绝不能沦为 “全盘复古” 的教条主义，“有所取舍” 是规避文化糟粕的关键。传统文化诞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，必然裹挟着与现代文明相悖的观念：封建礼教中的 “三从四德”，本质是对女性独立人格的束缚，与当代男女平等的价值观背道而驰；古代 “君为臣纲” 的等级观念，不符合现代社会民主平等的治理逻辑；还有部分玄学思想中宣扬的 “宿命论”，容易消解人的主观能动性，与当代崇尚奋斗、突破的精神相悖。这些落后于时代的糟粕，若不加甄别地沿用，不仅无法助力当下，反而会成为文明进步的桎梏。

即便是被奉为经典的思想，也需结合时代进行 “创造性转化”。比如儒家的 “孝” 道，传统语境中不乏 “愚孝”“埋儿奉母” 等极端案例，而当代对 “孝” 的诠释，应是尊重父母、赡养老人与保持独立人格的平衡，是精神关怀与物质供养的兼顾，而非无底线的顺从；再如法家的 “重刑” 理念，古代常伴随严苛酷刑，而现代法治则强调 “宽严相济”，在维护秩序的同时保障人权。这种取舍与转化，让古老理念既保留核心价值，又适配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。

“有所取舍” 的智慧，还体现在对传统文化应用场景的精准界定。在个人修养层面，我们可汲取 “吾日三省吾身” 的自省意识、“一诺千金” 的诚信品格；在社会治理层面，可借鉴 “政者，正也” 的执政理念、“民为邦本” 的民本思想；在生态保护领域，可践行 “天人合一” 的生态智慧。但在科技研发、市场经济等领域，就不能依赖传统经验，而需以创新思维和科学精神为主导 —— 传统文化能提供精神指引，却无法替代现代科技与制度的创新实践。

当下社会，部分人对 “古为今用” 存在认知偏差：有人盲目追捧传统礼仪，将繁琐的封建礼节当作 “文化复兴”，却忽视了礼仪背后尊重他人的核心本质；有人沉迷传统玄学，将 “八字命理” 等同于人生指南，而放弃了主观努力；还有人打着 “复古” 旗号，行文化保守之实，抵触现代文明的先进理念。这些行为的根源，便是缺乏 “取舍” 的理性，混淆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。

真正的 “古为今用”，是在取舍中实现传统文化的 “活化”。它要求我们既要有 “取” 的眼光，能从古老智慧中挖掘适配当代的精神内核；又要有 “舍” 的魄力，敢于摒弃与时代相悖的落后观念；更要有 “创” 的能力，将传统智慧与现代需求结合，赋予其新的表达形式与实践路径。比如将传统戏曲与现代舞台技术融合，让非遗文化走进大众视野；把中医养生理念与现代健康管理结合，让传统医学服务于当代民生；用传统哲学智慧解读现代心理困境，为人们提供精神慰藉。

古为今用，取舍是前提，创新是关键。唯有以理性的标尺筛选、以时代的视角转化，才能让传统文化既守住根脉，又焕发新生，真正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精神沃土，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良性互动、文明与时代的同频共振。